政策传导者中金的推手角色
本报记者通过相关渠道了解到，其实早从去年底开始，外汇管理局就有意鼓励QFII基金做多，而云集了市场众多QFII的中金公司营业所提供的政策便利，则成为其获利“推手”。
一位资深评论人士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QFII乃是凭借其手中的两种“核武器”:其一是A股市场的估值体系掌握在外资手中，他们可以通过在国际投行的研究报告，轻易地给中国的大型公司定出持有或者买入的评级，从国际市场传导到国内决策层，由此带动资本市场的股指涨跌;其二是外资机构具有强大的公关能力。外资投行洞悉中国资本市场的能力、舍得花钱的魄力远在国内投行之上，外资机构尤其是大投行聘用的外籍中国人，或者具有决策参与权，或者具有“耳语权”。总而言之，拥有一线的情报系统，这使得外资无往而不利。
而随后，当记者致电中金公司表示想在上海陆家嘴环路营业部开户时，一位中金公司业务经理称，中金公司的调研报告在业内是最具分量的，而政策方面的灵敏信息也是其他券商所无法比拟的，上海的金融机构为了获得我们中金公司的第一手资讯产品，不惜重金支付“进场费”成为这里的客户。
一家欧洲QFII基金高级证券投资分析主任也向本报记者证实，无论是对于国内的基金还是QFII，如果不在中金公司开户，便会觉得自己是异类，很多大型金融机构，都以中金公司每天早晨传送的市场报告作为当日投资决策的基础。
他称，在中金公司12年的历史中，新上任的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都曾是中金公司的董事长，而在外资股东方面，大名鼎鼎的摩根士丹利国际公司持有中金公司34.3%股份。
记者从相关渠道了解到，中金公司上海陆家嘴路营业部甚至不为客户提供交易场所，包括大户室，中金只向客户提供交易必备的交易软件，每天上午9点，准时将每天的市场研究报告通过email传给客户，同时会经常利用中金公司的资源优势，邀请上市公司负责人和行业知名的分析师为客户调研性质的圆桌会议。
一家QFII交易员则向记者透露，中金公司工作流程完全照搬摩根士丹利，并且中金的职员大都具有海外投行的经历，沟通起来比较方便，所以中金公司会成为QFII的云集地，QFII之间的交流沟通会更方便。
花旗银行中国研究部门一位主管告诉本报记者，当国内A股指数一路下跌到3000点左右的时候，其实，汇丰、摩根大通等多家QFII都已经发布报告称中国政府可能救市，但是国内的基金经理仍然不相信，依然在杀跌做空，而QFII们则相信中国政府不可能不理会救市的呼声，尤其是面对中小投资者损失惨重的时候，政府会站出来。
摩根大通中国区董事总经理、首席中国经济师龚方雄此前就发表文章称，中国股市此前之所以比其他市场跌得还多，实际是信心危机，而不是流动性的危机，政府应该发挥一定的作用，采取包括减免印花税在内的措施保护股市健康成长。
外管局暗示QFII获政策支持
“外管局的‘暗示’终于让国内的QFII基金又一次尝到了巨大的甜头。”一家商业银行国际业务部人士告诉本报记者，今年3月中旬，外管局一改过去一年中都没批新的QFII进入中国的状况，先后新批了哥伦比亚大学QFII资格和韩国保德信资产运用株式会社QFII牌照。本报记者在查询历史数据时发现，每次外管局对QFII制度进行修改的时候，都是在国内A股暴跌之际:2002年11月，上证指数徘徊在1400点左右，正处于熊市中期，外管局批准QFII制度正式进入试点，宣布投资额度上限为40亿美元;2005年7月，上证指数下探至1000点的历史性大底时，QFII总额度又获准增加60亿美元;去年5月国内A股暴跌之前，又调高QFII总额度至300亿美元。
上海一家券商机构基金分析师告诉记者，外管局今年3月开始加快对申报QFII的机构进行资格审批，由于平安1600亿再融资方案使股市下跌之势难以阻止，国内市场新基金发行举步维艰，外管局希望更多的QFII资金能进场增加市场资金量。
5月7日，记者从上海一家欧洲QFII基金相关负责人处了解到，当时外管局就考虑对QFII资金汇入的期限将适当延长，资金锁定期也会适度放宽，原来外管局规定QFII机构获得额度后3个月内就必须把资金汇入境内。但实际上，对开放式基金而言，3个月时间内它很难在市场上完成大规模的募集活动，而锁定期设置过长也不利于一些买方机构进入中国证券市场。同时，监管机构还将对QFII发起的开放式中国基金实施循环额度，即基金被赎回之后可以再重新申购。而对于其他QFII，本金汇出之后就要正常扣减投资额度。这些其实都促使QFII在暴涨之前加大投资国内A股市场的信心。
华夏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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